一🌸

海菲往事

“我们的挚友，我们的天才，我们的傻瓜”

选自吴建国老师的《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

（面对菲茨这样的小天使，海明威你是怎么狠得下心的……海明威你好有本事！）

1. 菲茨杰拉德仔细阅读了这部汇集了十八个篇目的故事集之后，不禁拍案叫绝,马上给以出版名人名作为其主要特色的美国权威出版机构“斯克里布纳 出版公司”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兼编辑麦克斯威尔•帕金斯 (Maxwell Perkins, 1884—1947)写信说:“特此向您推荐一位名叫欧纳斯特•海明威的年轻人。他此时住在巴黎，为《大西洋周刊》撰稿。他前途无量。艾兹拉•庞德在巴黎出版过他的一个小册子。 我刚刚拜读过，写得很精彩。我真想马上就能见到他。他的确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此时的菲茨杰拉德自己尚沉浸在初获成功的喜悦和欢乐之中，但他对素未谋面的海明威却表现出如此的热情和关注。这既说明了他品德上的高尚和对真正艺术的追求，也说明了海明威的才华的确不同凡响。

2. 1925年4月底，在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两周后的一天，菲茨杰拉德终于在巴黎街头的Dingo酒吧与心仪已久的海明威相识了。

3. 菲茨杰拉德在为海明威高兴的同时，又动员起他在文艺界的朋友们对这部作品进行评论，“要把海明威推举出去(to launch Hemingway)，美国当代小说家威斯科特 (Glenway Wescott, 1901—1987)在回忆菲茨杰拉德当年在巴黎要他“大力推举海明威”的情景时说:“菲茨杰拉德表现出的对海明威的高度热情和赞赏其实并无必要，那种做法会导致他停止前进，不再进行严肃认真的创作，因为海明威完全可以担当起更加严峻的职责，去获得诸如'荣誉'、'不朽'之类的声名”。菲茨杰拉德去世之后，威斯科特在《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发表了题为《菲茨杰拉德的道德情操》的悼文。在提及此事时，威斯科特称菲茨杰拉德为“我们的挚友，我们的天才，我们的傻瓜。”

4. 当菲茨杰拉德由衷地赞赏海明威的天赋，毫无保留地一心“要推出海明威”时，海明威却变得自负起来，对菲茨杰拉德的诸多缺点百般挑剔，横加指责，尤其不能容忍他醉意朦胧地来访而干扰自己的正常创作。他甚至以此为借口，在搬入新居之后，拒绝给菲茨杰拉德留下地址。这一做法深深伤害了菲茨杰拉德的感情。即便如此，菲茨杰拉德仍很克制地忍让着，依然如故地关心着海明威的文学事业，尤其敬佩海明威在创作上对每一个词都要精雕细凿的执著精神。正如他后来在给帕金斯的信中所说:“我对海明威说过这样一个不合逻辑但却客观存在的事实:我是乌龟，他是兔子。这是实情。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经历过漫长而不懈的艰苦努力，而海明威却以自己的天赋极有效率地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5. 菲茨杰拉德后来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曾坦诚表示过，海明威是他艺术上的楷模。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他并没有直接受到海明威创作方法的影响:“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我的第三个艺术上的楷模，但我绝没有摹仿他那极有感染力的风格，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我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之时,他还尚未发表过任何作品。 但是，当我和他相处在一起时，我感到他的确对我很有吸引力。"他还给帕金斯写信谈过海明威:“在我看来，他（海明威）即将成为一名艺术家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向您推荐他。”

6. 到了1929年秋天，斯泰因发表的一个讲话却使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友谊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这个讲话中，斯泰因直言不讳地说，菲茨杰拉德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 的作家，他的“光芒”已远远超过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认为这个评价有失偏颇，且毫无诚意，是对他俩的蔑视或贬损。他为此而深感不安，甚至大为恼火。海明威专门写信向菲茨杰拉德陈述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认为斯泰因的这番评价完全是出于她的真心，而且她也从未在他面前说过任何贬低菲茨杰拉德的话，他也不会嫉恨她的这个评价，或感到有竞争压力，因为“在严肃作家之间， 根本就不存在用'光芒'或'感情'来区分孰优孰劣的事情。严肃作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在朝着死亡航行的同一条船上展开竞争，便如同在狭窄的甲板上开大型运动会一样荒唐、愚蠢。惟一的竞争是造船时的独创意识，而这种意识却一直存在于你的内心深处——你已经上了这条船，可你却变得过于敏感，这是因为你还未能完成你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仅此而已。我理解这一点。你或许还会更加敏感，可我却不在乎。”

7. 1929年5月,海明威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的创作初稿。帕金斯看完初稿后，很快决定先在《斯克里布纳杂志》上连载。在小说正式出版前夕，海明威将打印稿送给了菲茨杰拉德，想听取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 菲茨杰拉德仔细通读了全书之后，提出了长达九页的修改意见，其中较为精辟的片断如下：

“凯瑟琳显得过于油腔滑调，话说得太多。在删除她与亨利之间的谈话时，可考虑删除她的部分话语，而适当保留亨利的言论。

我的意思是，你依然还在以一个十九岁人的眼光看待她，如同你在1917年那样。除非你是有意要把她塑造成一个傻乎乎的形象，以便形成一种鲜明的极不协调的对比反差，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这种印象一一要不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要不，她就是一个披着红十字会护士外衣的伊琳诺娃•杜丝。”

8. 在这漫长而又艰难的时期里，海明威不断给菲茨杰拉德以真诚的鼓励和支持，赞扬他已写出的部分章节，催促他要努力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他对菲茨杰拉德说:“即使在最恶劣、最无望的条件下，你也得坚持写下去——在小说创作上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就是认准方向，坚持到底，毫不松懈地一直写到最后的结尾。”“在艺术的圣坛前要怀着一颗纯洁、虔诚的心去顶礼膜拜。”海明威指责他“把长篇小说改头换面送出去发表”的做法 “是在出卖自己的才华，如同妓女出卖自己的肉体一样。”菲茨杰拉德接受了朋友的批评，开始以严肃的态度静下心来从事写作，并告诉海明威他每天都能花八小时的时间来写这部小说了。即便如此,《夜色温柔》从构思到最后出版，也耗时九年才得以完成。1926年冬，菲茨杰拉德在写给海明威的信中说:“在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简直无法表达我们之间的友谊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这是我们欧洲之行中最为精彩的一段。”

9. 加拿大著名作家莫利•卡拉罕(Morley Callaghan, 1903—1990)是他俩共同的朋友，当年也移居在巴黎。他与海明威一样，也是一位拳击爱好者。这一天，两人决定进行一场拳击对抗赛，每一分钟为一个回合，由菲茨杰拉德担任计时员。格斗中，菲茨杰拉德为他们激烈精彩的拳击动作所吸引而忘了计时，结果海明威被卡拉罕打得一败涂地。这段“趣事” 又被好事的记者得悉而在报纸上曝了光:“卡拉罕击倒著名的海明威”。素来看重自己名誉的海明威因此而怨恨在心，怒气冲冲。尽管卡拉罕马上又在报纸上登发了否认此事的更正声明，菲茨杰拉德也因内疚而连声道歉，海明威却始终不肯善罢甘休，两人终于在后来彻底吵翻。卡拉罕在其回忆录《那年夏天在巴黎》(That Summer in Paris , 1963)—书中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往事。这年的十一月，帕金斯出面斡旋，想调解这三位他都喜爱的作家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成功。1933年1月，威尔逊又出面邀请这两位大作家共进午餐，以此来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但菲茨杰拉德在喝得酩酊大醉之下，又与海明威和威尔逊大吵一场,说:“我们绝无可能再坐在同一张桌面上话。”此后,两人只通过帕金斯传递信息，而避免见面时的尴尬。在帕金斯的反复努力劝解之下，两人才逐渐恢复了关系，保持着体面的来往，但友谊已大不如从前了。

10. 《夜色温柔》于1934年4月出版后，菲茨杰拉德曾致函海明威 说:“你认为这部作品怎么样？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来信谈谈你的看法，无论是褒是贬。”两周之后，海明威写来了长达三页的信，表达了他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11. 后来，海明威又致函帕金斯说:“司各特近来好吗？我很想见见他。奇怪的是，《夜色温柔》这部作品竟然令人越读越感到耐读，越想越觉得趣味无穷。”帕金斯及时将此信转给了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马上回信说: “我也同样很想见他一面。我始终把我与他之间的友谊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内容。不过，我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强求的，这也许可以看做是对过去那种放纵生活的一种反省。我们之间还是不要过多见面为好。”

12. 1939年3月，海明威又写信给帕金斯谈了自己对《夜色温柔》的评价:“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都写得十分精彩，令人拍案叫绝。假如他在结构上再把握得好一些，这一定会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比他以前写出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好。我很希望他能持之以恒地写下去。他真的完全放弃写作了吗？是否还会重返文坛呢？如果你给他写信，请向他转达我对他的爱。我过去一直像一个愚蠢的小男孩一样，总觉得自己比司各特高明——像一个粗野无知的小顽童在嘲笑另一个娇气十足的小神童一样。”

13. 菲茨杰拉德在其系列短篇小说《最黑暗的时辰》 (黑暗深处的伯爵》 (The Count of Darkness) (黑暗深处的王国)( The Kingdom in the Dark )和《黑暗深处的神明)(Gods of Darkness)中所塑造的一 位名叫菲力浦的中世纪英雄形象，却的确是以海明威为原型的。他在《读书札记》（Notebooks）中写道:“如同司汤达将拜伦式的人物写进了《红与黑》一样，我也不可能把以海明威为原型的菲力浦描绘成一个真实的现代的人。”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海明威依然风采照人，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一样，为人们所崇拜、景仰。

14. 然而，海明威在其1935年发表的一部关于非洲经历的专著 《非洲的青山》中，却把菲茨杰拉德描写成一个文思枯竭、日薄西山的颓废作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很容 易使人产生对号入座的联想：

“我们中的有些作家只要赚了钱，就会忙着去改善生活水准，且沉湎其中，乐此不疲。他们不得不靠写作来维持自己的名声，维持他们的妻子们高水准的生活享受，如此等等。于是，他们写出的都是些廉价、蹩脚的作品…… 要不，他们就热裏于阅读那些评论他们的文章……眼下， 我们当中就有这么两位曾经很出色的作家（显然指的是菲茨杰拉德和安德森——作者注），但他们已开始滑坡， 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看了那些评论文章之后，已完全丧失了创作的信心。”

15. 在海明威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菲茨杰拉德的形象也再次遭到了贬损：

“有钱的人都很愚誉，他们就知道酗酒，或者整天玩巴加门游戏。他们都很愚蠢，而且唠唠叨叨叫人厌烦。他想起了可怜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他对有钱人怀着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敬畏之感，记得他有一次怎样动手写一篇短篇小说，他开头这样写道：'豪门巨富是跟你我不同的。'有人曾对司各特说，是啊，他们比咱们有钱。可是对司各特来说，这并不是一句幽默的话。他认为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富有魅力的族类，等到他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他就毁了，正好像任何其他事物也都能把他毁了一样。”

这篇小说刊登在美国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菲茨杰拉德为此致信海明威说：

“请在正式出版时把我的名字删掉。如果我的作品有时候也还算写得有点深度的话，那并不意味着我想让朋友们在我的尸体旁为我大声祈祷。毫无疑问，你的用意是好的，但却让我好几夜难以入眠。如果你打算把这个故事汇集成书，请在出版时删掉我的名字。

这个短篇小说写得很妙一一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 ——即使'可怜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等等字样很让我心中不安，也破坏了小说的美。

有钱的人从未使我迷恋过，除非他们特别有迷人之处或特别出众。”

《乞力马扎罗的雪》被收入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第五纵队与早期四十九篇短篇小说》(The Fifth Column and The First Forty-nine Stories , 1938)时，海明威同意删除“菲茨杰拉德”字样，但仍要保留“司各特”。在帕金斯的坚持和干预下，海明威才将菲茨杰拉德的名字改成为“朱利安”。虽然这篇小说深深伤害了菲茨杰拉德，但他仍然与海明威保持着体面的友谊。此时，恰逢《纽约邮报》的记者麦克尔•莫克(Michel Mok, 1888—1961)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采访录，对菲茨杰拉德大不恭敬，把他描绘成一个潦倒不堪的酒鬼。菲茨杰拉德写信向海明威求援，请他出面解决此事。 海明威当时正在蒙他拿州，根本没看过这篇报导，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帮助朋友摆脱了困境，以他的特有的方式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

16. 1937年6月初，菲茨杰拉德获悉，海明威将在南卡罗来那州召开的“第二届美国作家大会”上发表题为《作家与战争》(The Writer and War)的反法西斯演说，便马上抛开手头的事情，匆匆赶往集会地点，以期能与他见上一面。此次会面，两位文学大师的主要话题依然还是文学创作。菲茨杰拉德照样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海明威的创作进展，建议他把近期发表的一些短篇作品融入到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中。海明威也正有此打算，两人意见不谋而合。这就是海明威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有与无》。同年7月,菲茨杰拉德应邀出席了海明威在好莱坞举行的反法西斯影片《西班牙大地》(The Spanish Earth)的发行放映式。这部影片是由海明威与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合作摄制的，海明威撰写并亲自朗诵了影片的解说词。海明威的艺术才华和丰富经历令菲茨杰拉德刮目相看，两人再度握手言和。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此次短暂的相会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17.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 1940) 一书出版之后，立即亲笔签名寄送了菲茨杰拉德，让朋友分享他成功的喜悦。菲茨杰拉德也立即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这部小说写得很好，远远超过了其他作家的作品……祝贺你的这部新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非常羡慕你，此言绝无讽刺意味……我也羡慕你能有时间来从事你想做的事。”尽管他对海明威评价甚高， 赞扬也出自于内心，但他仍感到《丧钟为谁而鸣》写得太肤浅，因为他此时也在忙于创作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位大亨》，思考的问题相对较为深刻：“我要把各种社会场景描写得令人触目惊心，无与伦比。我不愿像海明威那样把作品写得明白易懂，缺少底蕴。正如斯泰因所说的那样，海明威的作品只能供博物馆收藏。我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保持领先地位， 去获得某种小小的不朽之类的名声，但愿我能保持自己良好的写作状态。”

18. 尽管菲茨杰拉德于1940年12月21日在好莱坞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未能完成他的心愿，《最后一位大亨》这部未竟之作在1941年经威尔逊整理出版后，还是赢得了极高的赞誉。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威尔逊在此书的前言中说:“这是菲茨杰拉德最为成熟的作品。小说对门罗•斯塔尔这一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的刻画极为出色。”多斯•帕索斯撰文评价说:“虽然这是一部未竟之作，但我相信，这些片断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已足以将美国文学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如同马洛的无韵诗体曾将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创作在整体水平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样。”就连一向对菲茨杰拉德持保守看法的文学评论家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也做出了较为公正的评论: “终于有人以严肃的态度来描写好莱坞了。他忠实地再现了好莱坞影城的功能、技术以及它诗一般的生活。这是件大好事。”在这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扬声中，惟有菲茨杰拉德的生前好友海明威持有不同看法。海明威在写给帕金斯的信中抱怨说:主要原因是菲茨杰拉德在这部小说中玩弄了一些“不可能做到的富有戏剧性的花招”。他认为这部作品就像一块发了霉的咸猪肉，并把菲茨杰拉德比作为一个手臂僵死的棒球投球手，因为，在他看来，菲茨杰拉德对生活理解的深度还远远不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小说，因为小说依赖的不是变戏法，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19. 1945年，菲茨杰拉德的自传体文集《崩溃》(The Crack-Up)一书经威尔逊整理、编辑后，也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了。书中同时还收录了许多文艺界名人发表的纪念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和对他的作品的评论，进一步提高了菲茨杰拉德的知名度和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海明威为此写信给帕金斯说，他很遗憾，未能撰写评价菲茨杰拉德的文章。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菲茨杰拉德，但是，由于他的妻子姗尔达还在世，他又不能如实地评价他。

20. 菲茨杰拉德生前曾非常详细地记录了1925年至1937年间他与海明威的每一次相见经过，在记录的结尾处留下了这样的话: “1929年一1940年间的十一年中有过四次不愉快。1926年以后, 关系不太融洽。”